1、远大视野
年，韩晓光上大学的那一年，中国的图形学历史刚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
那一年，以沈向洋、郭百宁等人为首的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研究团队在世界图形学顶级会议SIGGRAPH上发表9篇论文，占当年SIGGRAPH全球论文接收总量（98篇）的十分之一。
这也构成了一代微软人的记忆与自豪。
韩晓光不是微软人，后来也未曾在微软实习或工作过，但当他在年到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集中在浙大的上一代微软人对SIGGRAPH的崇拜与追求还是深深地感染了他：
他记得，当时刚开学没多久，导师刘利刚就跟他们一众新生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发SIGGRAPH，因为SIGGRAPH是图形学领域的顶会。”
刘利刚是浙大自己培养的图形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就去了MSRA，在MSRA呆了三年（-），指导老师是童欣和沈向洋。MSRA的研究氛围与工作经历，让刘利刚知道：在SIGGRAPH上发文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韩晓光很早就知道SIGGRAPH的存在，也逐渐树立了与刘利刚一样的认知。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中国的许多高校也没有将SIGGRAPH作为指导图形学研究的目标，因为SIGGRAPH的中稿难度实在是太高了：每年SIGGRAPH的全球论文接收总量不过百来篇，中国所有研究者加起来的中稿数量也不过数十篇。
但韩晓光从硕士开始就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研究图形学就是要发SIGGRAPH。
当时韩晓光所在的浙大，周围的圈子里，除了刘利刚，还有许多从MSRA回来的人，比如周昆、任重，他们如今都是图形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熟悉图形学的人都知道，浙大与MSRA是中国图形学研究最出名的两个机构，而两者早期在图形学的人才培养与相互输送上又有着深厚渊源。
图注：MSRA早期，沈向洋与郭百宁等人交流
李开复在年回国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MSRA），浙大本硕毕业生、年从清华博士毕业的童欣（如今人称“童姥”）就加入其中，与沈向洋、郭百宁、刘文印、徐迎庆等人是最早一批计算机图像研究者，目标就是发SIGGRAPH。童欣之后，浙大毕业的许多图形学硕博生也先后去了微软亚研，如刘利刚、周昆、任重等等。
他们这批人在MSRA时都感受过“四万人大会”SIGGRAPH的魅力，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能够发在这样一个权威的国际顶会上是多么了不起的事。相应地，由沈向洋这样有SIGGRAPH发文经验的老手带领，他们也都学习到许多冲刺SIGGRAPH的技巧。
年前后，图形学的研究比重在MSRA逐渐下降，许多人陆陆续续离开，又回到了浙大。除了周昆、任重这些浙大走出来的学子，还有侯启明等清北毕业生。年青的血液回流，浙大的图形学研究也更上一层楼，每年在SIGGRAPH上发不少文章。
韩晓光在浙大读的是数学系，两年制。这两年里，他的一个感受是：身边有许多认识的人陆陆续续都发了SIGGRAPH，好像“中一篇SIGGRAPH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时韩晓光没有发论文的科研压力，但在浙大的这个小圈子里，受导师刘利刚与周围人的影响，他对图形学的科研兴趣与SIGGRAPH的向往开始形成。
刘利刚在科研之余也会跟他们讲一些在MSRA做科研的趣事，比如偶遇沈向洋的难度：
那时，沈向洋总是忙科研忙得不见人影。谁要能在电梯里“逮”到他，就要在出电梯前的短短一两分钟内将自己的研究介绍给他。这非常考验大家的表达能力，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件事戏称为“电梯效应”。
这件事也给韩晓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自然而然地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是求知若渴，用尽日常的每分每秒去研究与思考的。
并不是每个人在刚进入一个领域时就有机会知道这个领域最牛的一群人都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自己日后要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而归功于刘利刚的引领，韩晓光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以SIGGRAPH为目标。
这直接塑造了他的思考方式。所以，从浙大开始，韩晓光就喜欢阅读图形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尤其是SIGGRAPH这样的顶会论文。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助理教授、第十一届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获得者韩晓光的图形学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图注：学生时代的韩晓光
2、虔诚、前进
刚接触图形学时，韩晓光还是一个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的少年，十分自信、得意。
那时，他并不知道图形学的难度，视SIGGRAPH为囊中之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年都发一篇SIGGRAPH。
但很快，这个“狂妄”的想法就被教育了。
韩晓光真正开始投SIGGRAPH，是年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研究助理之后。
在浙大那会，韩晓光参与过一个工作，是用图形学对人体的身高体重进行全局一致的整形重塑，最终文章发表在图形学顶刊ACMTransactionsonGraphics（TOG）上。
论文：ParametricReshapingofHumanBodiesinImages
这个工作是浙大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韩晓光由此认识了在香港城大任教的傅红波教授。
临近硕士毕业时，由于英语成绩不佳，直接申请读博有难度，所以韩晓光就联系了傅红波，希望先去他的组里当研究助理，然后找读博的机会。
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年，韩晓光就开始计划投SIGGRAPH。但没想到，计划是计划，现实是现实，韩晓光追逐SIGGRAPH的过程远远比他想得还要煎熬。
第一年，傅红波给了他一个课题。他斗志满满，一拿到题目，他想的就是奔着SIGGRAPH去。研究进展地很顺利，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实验结果，于是他就抱着“应该能中”的心情投了出去。
结果出来，虽然总体评分还不错，但其中一个审稿人给出了“拒稿”意见。之后，他接连改了好几次投出去，最后才中了一个排名不算特别好的期刊。
韩晓光第一次感受到：好像SIGGRAPH还挺难的。
第二年，他又做了一个新的项目，但实验结果还没有第一年好，连自己的标准都达不到。最后，他干脆连SIGGRAPH也没有投。
这让他有点泄气。为了投SIGGRAPH，他连续几个月都吃睡在实验室，经常熬夜、看论文、赶论文，而结果却不如意。
当时他有傲气，心里总想：“我一定要中一篇SIGGRAPH。几乎成了一种执念。”
韩晓光事后告诉雷峰网，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就会去努力读书，但成绩如何，往往是尽人事、听天命。他唯一坚持过的事情，就是发表SIGGRAPH。
而且，这种执著一直贯穿到年他去香港大学读博的四年。
到港大读博后，韩晓光继续死磕图形学、死磕SIGGRAPH。
他的导师是当时刚刚从美国UIUC结束教职回港任教的俞益洲。
俞益洲也是浙大培养的图形学毕业生，曾师从中国第一个在SIGGRAPH（年）上发表论文的图形学先驱彭群生，后来因在几何建模和基于图像的建模方面贡献突出当选了年度的IEEEFellow。
博士第一年，俞益洲就给了韩晓光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人体三维重建。
尽管当时的想法只是做简单的重建，基于少量图像，结合交互技术生成一个三维人体模型，但在那个时候，相关技术还远远没有成熟。所以尽管俞益洲的研究眼光很前瞻，但对当时的韩晓光来说难度却着实不小。
韩晓光花了一年多时间去探索，最后发现课题还是太难，没有取得好的实验结果，投SIGGRAPH没成功，又转去投CVPR。这是韩晓光第一次投CVPR，天性乐观的他再一次想“应该能中”，结果跟第一次投SIGGRAPH一样，也遭到了“拒稿”。
那时候，他开始真正地从心底里对SIGGRAPH、CVPR这样的顶会产生敬畏之心，知道原来要发一篇SIGGRAPH不是那么简单的，“要做一个很顶级的工作，真的要花特别多努力才行”，而且“必须做得非常完美”。
博士第二年与第三年，韩晓光换了研究课题，但自己的课题还是没有中SIGGRAPH，倒是他参与的实验室其他成员的工作先后发表在了SIGGRAPH和上，一篇第二作者，一篇共同一作。但韩晓光觉得不能算是自己的代表作。
一直到年，也就是韩晓光读博的最后一年，他才在SIGGRAPGH发表了一篇一作论文、也是他博士生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DeepSketch2Face。
年，肖建雄、汤晓鸥等人合作将深度学习用于三维视觉研究，“3DShapeNets:ADeepRepresentationforVolumetricShapes”一文在CVPR引起广泛